这里讲的是关于我那廉洁敬业的老父亲的“小故事”。

父亲是文革前入党的老党员，今年80岁了，早在我参加工作之前就已光荣退休，至今已有20年了。自打我开始懂事起，他就经常对我们说：“人，一定要有责任。一定要敬畏职业。”

1996年秋，父亲送我去宝鸡文理学院报到的路上，他不止一次地叮嘱我：“蔚蔚啊，你今天到师范院校读书，今后就要在讲台上工作一辈子。教书是个良心活，一定要负责、敬业，要对得起这个职业。好好读书，将来好好教书。”

大学毕业后，我如愿成了一名中学教师，到相家庄中学去报到前，父亲又一次叮嘱我：“从今天开始，你正式成为一名教师了，国家给你发着工资，咱绝不能进行有偿补课，廉者自洁，廉则生威，要一辈子干好教师这个职业。”

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父亲的概念却时断时续，时有时无，时清晰时模糊。我想，父亲于我的印象大概亦当如此吧？有一次，已近两个月没回家的父亲见到我竟然不认识了，还以为是别家的孩子来我家玩呢！不知道是我长得太快了，还是父亲回家太少了？我怯生生地望着他，直到母亲眼泪汪汪地抱起我，把我塞到了父亲的怀里。

在我成长的岁月中，父亲陪伴我的日子实在少得可怜。其实，他既非戍边的军人，也非没有感情的冷血动物。我们家在离岐山县城只有四、五里的城北村，按现在标准，应算半个城里人吧，但在那个年代，我们却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。当时，父亲在蔡家坡的木材公司工作，母亲在家务农。在我上小学以前，农村还没有实行包产到户，母亲天天得下地干农活，辛辛苦苦干一天才挣七分工，回到家还要照顾哥哥和我，非常的辛苦。虽说她当时的年龄还不算大，但每到晚上都浑身酸痛，我经常见她敲肩捶腰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

在那个凡事都凭票的日子，木材公司可是个肥缺，而掌管木材发放指标的父亲更是手握权力的“特权者”。但是，我们家几十年来却一直住在解放初爷爷盖起的3间土房里，像样点的家具只有奶奶和母亲出嫁时，她们娘家陪的两个木柜和两只木箱，还有一个老旧的木梯子，和一辆木质架子车。

在我刚上一年级的时候，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母亲比以前更忙了，但也终于可以在农忙之后有机会带我去父亲单位小住一阵子了。那年暑假，母亲带着我和哥哥，从我们村出发，一直往南走了10来里路后，搭乘一辆顺路的拖拉机才到了蔡家坡，找到木材公司。其实，那个时候已经有从县城到蔡家坡的班车了，但母亲硬是“连哄带骗”地没带我们坐班车，让我有了这一次平生难忘的“远征之旅”，我估计她是为了省点交通费吧。

一进到木材公司院子，我立马就被偌大院子里那一座座“木头山”吸引了，这里的木头都码得整整齐齐地堆放着，有的是一个大人双手都抱不拢的粗树磙子，有的是锯得方方正正的棱柱，有的则扯成了比我们岐山锅盔厚多了的木头方。我站在那里正看得入神，父亲一下子抱起我，跑回宿舍门口，对母亲说：“把娃看好，千万不敢在院里乱跑，危险！”后来听他说，他们单位一位伯伯在工作时被“木头山”上滚下来的木磙子砸断了一条腿，后半辈子一直瘸着腿。

父亲的宿舍是极其的简易一间屋子，里面除了一个单人床板外，其余地方都是全七八糟的杂物，门外一个煤油炉子，一个小铝锅支在上面，爸爸平时就在里面煮面条。我们去了后，妈妈让爸爸去找两页木板，把床加宽，我们好挤着睡下。但爸爸却黑着脸说：“这不行。木板都是单位的，我们绝不能公产私用。做人的原则不能丢。”最后，爸爸跟哥哥两个“大老爷们”晚上就睡在地上用旧纸箱铺成的“地板床”上。

我们到蔡家坡的第三天早上，父亲刚上班去不久，一位穿着整齐的叔叔来到我们临时的“家”，开门见山地对母亲说：“大嫂，我是邢大哥的同学，我也没啥事，今天路过这里，给大哥带了点茶叶。”母亲正不知所措时，他放下茶叶转身就走了。直到那位叔叔已经走出公司大门，我们还没有回过神来。

中午，父亲回来吃饭时发现了那盒茶叶，问是怎么回事,母亲就原原本本把情况说了一遍。刚还晴空万里的父亲一下子就阴云密布，厉声说道：“他是我同学不假，现在正做家具生意，为了多要木材指标，找了我好多次，我都拒绝了，你倒好，来了一次，就学会收礼了。告诉你，我负责木材指标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利用手中的权力给自己谋私。”见母亲委屈得满脸泪花，他又安慰母亲说：“这是个教训，以后一定要注意。这次我来处理。”他提着茶叶转身走了，过了一会回来说，联系不上他同学，他就把茶叶交给了公司办公室。以后三天里，又来了两个送礼的人，都被我妈赶走了。

在父亲的影响下，我自参加工作17年来，始终坚守在教师岗位认真执教、廉洁从教，从来没有课堂少讲、课后收钱补课的念头和做法，当然也不止一次拒收过家长的红包。

或许，这就是我从父亲那儿传承的家风吧。